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膏药旗下度童年:日据时期的厦门记忆

点击次数:1174  来源:  发布时间:2016/6/20

□ 柳舜

作者介绍
    本文是日据时期作者生活在厦门的童年回忆。柳舜,原名孙泽宇,1936年生于厦门,1948年迁居新加坡。上世纪五十年代《人间》文刊主要编辑之一,曾任银行职员、商行经理、报社记者编辑。著有诗集《忧思曲》、散文集《仙人掌丛书——柳舜卷》。作者是厦门缅甸归侨联谊会陈经苑女士的亲人,陈经苑女士特将此文投给本报。


       日军攻入厦门是在1938年,我两岁。老人家追忆说,早一年1937时,日本战机三不五时“集体轰炸”,硝烟四起,人死楼塌,惨不忍睹。
       “日本天”对小小心灵的伤害,不如大人感受的那么深。最要命的是饥饿。长期缺米,缺油,缺糖,其他猪牛鱼鲜更不用说了。福建产番薯,番薯粥好吃,年年月月番薯当饭,久食肚子积“风”,双腿乏力。蔬菜水果全失踪了,只有空心菜、芋艿、番薯粗叶。芋艿煮一大碗,酱油一沾味道不错,且可充饥,不过老人家告诫:谁谁谁不断地吃,一个个脚肿腹胀,医生束手。
       厦门是侨乡,当年人口仅十来万,成年男士大都跑到南洋各地谋生,留守家门的老幼妇人,靠每个月的侨汇过日子。日军进佔,汇款断绝了,开始掏出储蓄应燃眉之急;储蓄耗空了,开始拿家里的衣物用具去典当;家徒四壁了,“时到时当,无米煮番薯汤”,而且,三餐缩减为两餐。
       这样的“八年抗战”,老一辈除了痛恨侵略战争、期望太平安生外,不愿多想多提,免得撩起伤悲。我在“日本天”逐渐长大,逐渐懂事,有几件事记录下来,也算是忆苦思甜。

 

生日炒饭换来胃绞痛

       那年,我生日当天,母亲拿了个香烟罐,到熟人家去借米。回来,米有了,还多了一小罐凝结的椰油。用大半罐米,煮了满满一碗饭,放进煎锅里,舀两汤匙椰油拌炒。
       一整碗油亮的炒饭端来我的面前。
       我并不喜欢椰油,它一股浓烈的异味含入嘴里久久不散。但我整年没吃过米饭,还能挑剔什么?
       母亲笑眯眯,轻抚我的瘦肩膀:“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慢慢吃,吃完它!”
       狼吞虎咽,我把一碗炒饭扒个精光。
       不到一小时,肚子先感到微痛,接着大痛,一阵阵痛得像肠子搅在一起。
       母亲看我脸色青白,紧张得手足无措。不多久又一阵剧痛来了,母亲连忙拉过门边的搪瓷粪缸,噼里啪啦,立刻臭气熏天。随后,母亲要我躺下,一遍遍在我的腹部、背部搽驱风油。
       当晚发高烧,母亲彻夜不眠,喂退烧药,搽驱风油,翌日一早带我去看中医。三姨知道这回事,对母亲说:“孩子长年没吃油腥,肠胃都干瘪了,椰油怪味,又放那么多,难怪闹肚子。诶,这夭寿“日本天”,什么时候日本才倒?什么时候太平日子来临!”

 


日本领事馆,在今鼓浪屿鹿礁路24号,1936年11月升格为总领事馆,抗战爆发后闭馆

 

大清早赶去公园拾断枝

       为了使骨瘦如柴的我能多吃一两顿饭和粥,母亲替人缝衣服,织毛衣;有个时候到一家日本餐室打工,洗盘碗兼打扫,归家已是深夜。路上遇到歹徒怎么办?孩子谁来照顾?她接受劝告歇了工。
       秋末冬初,风刮得特别凌厉,半夜里醒来,常听见呼啦啦的风雨声。第二天大清早,母亲催我起床,洗刷完毕,穿上厚实的毛衣,母亲带我到公园去。
       我家距中山公园慢步约二十多分钟,我们从最近的南门进入公园。一夜秋风,园子里触目都是红叶,层层叠叠。我学母亲拨开叶子,捡拾断枝残桠,先选粗大的,细枝别捡。眼看成堆了,母亲取出细绳子,两头捆得严实,一捆捆倚在树干。我们继续前行。树多的地方,掉落的枝条也比较多,母亲老马识途,带着我跑完一大圈,枝条多得很,我们抛开细枝,专捡大的。后来她要求我停下,说,搬不动了,回家吧。
       母亲左右手各提两大捆,我一手抱着小捆,一手拖个大捆,母子俩慢吞吞走回家。
       整个冬天,我们用晒干的树枝烧水煮薯,有时还可以卖点钱。我和母亲的铁床下塞满了一捆捆干柴,直到日本投降,侨汇恢复,日子渐渐好过,床底下还存有五六捆,母亲不舍得丢掉,坚持用完它。

 

机群扫射木屐不见一只

       母亲怕输,我不足四岁就被送到鼓浪屿的怀德幼稚园;住到厦门不久又送我进小学。
       “阿伊乌诶哦”,日文拼音很有趣,我的日文课成绩不错。祖厝一间厢房租给一家台湾人,他们的儿子已是个小青年,行动举止像极了日本鬼,我不认识的日文常请他讲解。

 


日寇在厦门前埔设立的日语学习会所


       一天我身穿母亲为我缝制的绸裤(学校舞衣裁剪成的),脚蹬木屐,背个小书包,沿着中山路上斜坡去上学。刚从五脚基跳下石级过马路,嘎嘎嘎——一连串声音耳边急响,跟着轰轰、轰轰头上掠过一大块黑影。前头有人迅速覆身路面,我跟着覆下。几分钟后听到喊声:飞机远了!街上行人相继站起来,紧紧张张走散开来。平日大人警戒过,我知道刚才是机群低飞突袭,有投弹的有扫射的。我这深度近视眼能瞥见黑影掠过,可见战机近距离开火。
       我不想上学了,怕半路又来扫射,外婆家很近,八九分钟可到,我半跑半走,敲响外婆家的门。
       “咦,没去学校?哈,你左脚的木屐丢哪里去了?”开门的舅妈两只眼睛睁得好大。
       多年后想想,也有可能是联军飞机轰炸日军占领区。

 


厦门自来水公司被日寇掠夺后发行的股票

 

为人师表原来是个小偷

       有一天,家里来了个高个子女人,她是母亲的老同学,在祖父办的崇德小学同过事,后来转去别间学校当校长。
       她笔直地站在那里,着浅绿旗袍,瘦削的手臂白皙,短发齐耳,鼻梁上一副细框眼镜,两粒灵黠的眼珠子透过镜片老对我闪呀闪地,果然是为人师表的模样。
       妈妈要我唤她阿姨,把家里能吃的东西(其中有留待年节才吃的几颗软糖)全倾在桌面。校长极有礼貌地推辞,然后谈着谈着,手伸向糖,指头一夹就连忙拆开蜡纸,飞快塞进嘴里,嚼得吧唧响。
       晚上,她同我们一起番薯当餐。时正冬天,她同母亲越谈越爽,几次说我该走了,可屁股还黏住交椅,母亲赶紧再煮一壶滚水。
       迟了!——母亲说,外头黑天暗地,今晚留下吧,我们三人挤一张床。校长马上同意。可是我没带寒衫,夜里冷怎么办?没关系,我的羊毛衣让你穿。
       母亲打开箱子,仔细捧出最底层一件美丽的毛衣,圆领长袖,扑鼻的樟脑香闻起来好舒服!这件毛衣是母亲婚后高价选购的、最最“宝贝”的珍藏,至今只穿过一次。
       翌日大清早,母亲把我唤醒,情绪很激动。
       “阿姨走了,天没亮就快快跑了!”
       我睡眼惺忪,茫然看着床边留下的空位。
       母亲低声叹息,口里念念有词:读书人,校长,一表斯文,哼!人一穷,脸都不要了!
       母亲为她失去唯一贵重的毛衣,好多天闷闷不乐。
       奇怪,那张端庄的瓜子脸,欣长瘦削的体型,薄薄镜片下闪呀闪的两粒眼珠子,时到今日仍然鲜活如昔。

 

半夜三更醉鬼推倒柴门

       厦门的祖厝类似四合院。进大门有“节孝”大匾额,高挂在牌楼似的顶端。走进去一个石板大庭院,院子两边左右厢房。几个阶梯上去大厅,厅里供奉历代祖先的灵位。太平时期,逢年过节族亲们携儿带女前来焚香祭祀。大厅左右侧各有大房间,隔成前房后房,右边两房住着祖母和小叔叔,左边前房母亲与我,后房以及左厢房租给外人。
       “天天难过天天过。”族亲住在同一条巷子,进进出出有事没事,总会碰面聊家常。其中一家不知何故搞上日军关系,生活阔绰八面威风,族人大多贫穷落魄,却也不愿、不屑同他们太靠近,免得无事生事。
       又是一个地寒风烈寒风冽的冬夜,一家人提早入寝。夜里十一二点光景,大厅右侧厨房通往“古井”的柴门,啪啪砰砰,有谁把门擂得鬼叫般响,忽然传来一声巨响,显然有重物摔倒在地上。
       祖母点亮煤油灯,起来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其他亲人也都起床披衣,我也惊醒起身。
       几条黑汉子歪歪斜斜挡在厨房口。一阵冷风扑来,我倒吸一口气。
       三四个黑衣鬼都是日本鬼,听不懂厦门话,也不懂普通话,叽里呱啦比手画脚,声势汹汹。老天!幸亏我们的厢房住着一家台湾人,此刻他们都被吵醒,开门出来探问,小青年同日本鬼们咕噜了一些时候,日本鬼似有不甘,悻悻然,跨过倒下的柴门,前后走了出去。那里一条窄窄的通路,不远有个古井,尽头几级土台阶,登上去便是马路。
       台湾小青年说,这几个醉汉说醉话,大概要找消遣,胡跑乱闯,推倒我家的柴门,找个借口谎称看见歹徒躲进这条通道,他们是追拿歹徒闯进来的。
       祖母说:谢天谢地,多谢你啊少年家,要不是你在场,不知道后果会怎样!
       母亲补了一句:柴门崩了,明天该找木匠了。
       祖母不住地摇头,喘息着:臭日本!等天公去收拾!
       一场骚乱过去了,柴门倒下空出一个大缺口,西北风呼啸直吹入骨髓。是惊?是冷?我们个个止不住全身颤抖。

   


1937年7月成立的日伪厦门特别市政府,地址在公园南路的旧图书馆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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