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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浪屿往事 漳州路四十六号

点击次数:868  来源:  发布时间:2016/10/25

□ 欧阳鹭英

    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鼓浪屿的廖宅被定为林语堂故居,那是漳州路四十四号和四十八号,一栋两层的西式别墅,连着几个院落而成,如今楼面斑驳褴褛,苔藓层层附着墙体,宽阔的台阶拾级而上,拱形的走廊被后人砌砖封闭另为它用,尽管这样不堪入目也不影响它的知名度。它成为鼓浪屿岛上的一个名人故居,也是申遗的一个亮点。

 

故  人

 


    鼓浪屿漳州路一号是从鹿耳礁起始:绕着伏鼎,大德记,再到高中部下方经过李家庄直到兴贤宫六十八号,兴贤宫被拆之后漳州路的尽头就是六十六号我同学张婉婷家。这里的每一号为一栋房子,我家住在四十六号。距离廖宅不过五十米远,属廖家二房廖悦发的房子,据廖家后代廖羡琴女士回忆:四十六号在抗战期间就卖掉了,到底卖给谁她也记不清。后来被人称作“护士楼”,里面住的大多是第二医院的工作人员。二楼是海关宿舍。它是一栋欧式的三层建筑,灰白色,说是三层楼,它的高度可是如今房子五层的高度,因为它每层楼高都有四米左右,以至于七十年代住房拥挤时期我们把它隔成阁楼居住。整栋楼一共住了十几户人家,五十年代在第二医院工作的父亲有缘住到这栋楼里,一直住到我们长大成人一个个搬出去,父亲去世后母亲一人独居守着这房子数年,直到有一天她摔倒骨折被弟弟接到厦门居住,如今弟弟将它出租。
    我们这栋楼虽然与墓地比邻却相安无事,人杰地灵。记得我的隔壁原来住的是第二医院护士紫薇,她的女儿就是作家弘莹,在我七岁时她们一家随着第二医院搬迁到了龙岩,数十年后偶然相遇我还认得她。二楼住的都是海关职工,一位刘姓先生原来是解放前海关的高级翻译,他的英语相当的棒,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,记得我小时候每次看到他劳作回来的模样是:卷着裤腿,晒得黝黑的皮肤和接近剃光的灰白头发。他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,完全是一个苦力劳动者形象。他坐在二楼的石阶上歇息,虽然身心疲惫还要教我英语,我没耐心学了几课就不学了,后来弟弟在他的辅导下英语提高不少。刘先生的小女儿刘嘉华是鼓浪屿有名的大美女,追求她的人不可计数,后来因为身份的原因她没能上大学,下乡返城后嫁到香港就不曾谋面了。刘太太我们都称她:老太。她是个基督徒,人很善良,常常替我收信件,那时候常常有来自国内外的信件和包裹单。我外婆是印尼归侨,大家都称她“老番”,不仅是她本来身上流有马来人血统,还因为她为人处事的与众不同。外婆拿手本领就是抓痧,遇到谁家有人中暑了,只要上门喊一声,外婆就拿着风油精上路,往往流了一身汗换回人家的声声道谢。

 

 

故  居

 


    我搞不清楚当初设计这房子的主人为什么不把厕所装进这栋房子里,厕所单独盖在大楼旁的一个角落,也只有一个独立位,家家户户每天早上都要倒马桶。这栋楼吃水也成问题,所有的住户用水都到四孔井去挑,四孔井在番仔球埔门口的四叉路口处,这口井养育着岛上方圆一公里内的居民,取之不尽用之不竭,井水冬暖夏凉。其实廖宅大院也有一口井,只不过大家都说四孔井的水质好,那就舍近求远吧!我不到十岁就和弟弟一起抬水,上初中后我就能独立挑水了。不仅挑水还要挑煤球,煤炭店是在黄家渡的那头,多数是外婆请人挑回来。因为挑水很辛苦,我们都养成节约用水的习惯,洗菜、洗衣服的水都留下用来浇花和洗地板。要是遇到下雨,就要想方设法接些雨水用来洗地板、洗衣服。常年挑水练就了我肩膀的受力,记得我刚刚就业时被派去参加植树,那是到灌口,新员工都要挑肥浇在树坑里,同行的同事大多是两人抬或用手提,我挑着一担肥一鼓作气到山顶,把大家给愣住了,问:你是农村来的吗?
    我家四十六号正规的出口处是沿着廖厝旁边小道出入,与洋人墓之间隔着一面围墙,不知是谁先把墙推倒一个缺口,用了几块花岗岩墓碑摞成简易台阶,有了这个出口之后,要到四孔井挑水不必走弯路,要到第二医院或到龙头只要直线下坡。大楼的后方就是陈国辉陵墓,从陈国辉的墓园下去就是福建路电灯公司,我上小学时每天经过陈国辉陵园出福建路再到鹿礁小学,路途不用十分钟,而上初中时是经过四孔井再经过泉州路、安海路穿过雷厝的小巷,路途是有些远了,遇到大热天实在晒得不行。上了高中就更近了,我直接从李家庄出去就离高中部大门不远,有时忘了带课本利用课间操时间回家一趟还来得及。
    我家的北面窗户打开就能俯视一片墓地,居高临下,还可以遥望对面的晃岩路,靠东边的窗户可以看到对岸的鹭江海面,岛上人少没车自然就减少了噪音。洋人墓外围原来有铁艺围墙,文革期间的大炼钢把铁艺挖走用水泥墙代替,花园一般的洋人墓被红卫兵破坏之后成了荒芜之地,杂草丛生,有勤劳者在那里开垦种地瓜、小麦等这些不用天天浇水的农作物。洋人墓有一棵木棉树和橡树相隔不到二十米,后来看到舒婷的诗《致橡树》我马上联想到那两棵树:根,紧握在地下,叶,相触在云里。它们常年掉下的叶子成了我家烧饭的燃料,记得我小时候常常拿着一根铁线在树下戳起一片片的落叶,再把成串的树叶拔下放篮子里,这样既省事又不脏,我很喜欢这样的差事,常常自告奋勇跟外婆说:“阿嬷,楼下树叶很多,让我去捡吧!”

 

 

故  事


    洋人墓外围的晃岩路上住一位“肖仙女”老人,不知她是否有家属,记忆中她独居在下沉式的小屋里,常常能听到她在唱一些不着调的歌曲,歌曲婉转凄惨,如泣如诉,后来她去世了,那房子成为龙光照相馆的窗口。我家窗外两棵柿子树,长得比大楼还高。每到秋天,硕果累累,邻居的男孩爬到树上摘果子,我和弟弟没有胆量爬树只能用晾衣服的竹竿对着柿子捅,掉到地上的柿子多数已经摔得体无完肤,流汤流汁,我们挑了几个品相好的柿子放在米缸上催熟,柿子流出的液体把白花花的米粘成团,最终发霉长毛被外婆扔了,米也糟蹋得一团糟,外婆去市场买了几个柿子让我们解馋,呵斥我们不许再去摘那些柿子。    
    漳州路五十号是李清泉家,他的另一处别墅是在旗山路的“容谷”。记得我小学有一位老师曾住李家庄。但不姓李,姓周,我们背后称他:周扒皮,来源于当时的课本“半夜鸡叫”,周老师教语文,他常常利用快下课的时间讲一段“三国”的故事,每次都讲一半下课铃声就响了,愣是把我们的胃口吊得高高的,害得我们翘首盼着下一堂课快快来。李家庄的围墙很高,最喜欢的就是腊月时令,围墙内成丛的腊梅花伸出墙外,吐露着清淡的花香味。
    廖宅里面住的大多是廖家后代。廖永佐医生还是我父亲的同事,后来他调到防疫站又成为我公公的同事,可见鼓浪屿真小,牵牵绊绊终会遇到熟人。印象很深是住在四十八号的廖先生娘,她是廖超然的太太,上海人,会讲厦门话也会讲英语和法语。常年穿着旗袍,说话轻柔细语。她家门口种着两排非洲菊,小道尽头一个假山鱼池,鱼池边有一口水井。到了夏天,我和弟弟游泳上岸就到树荫下的水井冲凉,大院的两棵大玉兰树荫盖着廖宅的院落,成为一个纳凉的好地方,飘落一地的花瓣和四处弥漫的香气深深烙在我记忆中,如今闻到那香味就成为我思乡的药引。
    八十年代洋人墓上建造一座音乐厅也建了一所底下餐厅,这样我回家都必须要绕着音乐厅再从小巷子进。经过餐厅门口那些迎宾的小姐总是热情地喊:进来吧!快进来看看吧!
    我是一九八七年的元旦结婚才离开鼓浪屿。记得闽南人的习俗迎新娘都在凌晨时分,那时候还可以放鞭炮,时常睡到半夜被一阵喜庆的鞭炮声吵醒。为了让左邻右舍好好睡觉,我打破这习俗,让我先生天亮之后再来。外婆非要陪我到新房,那时候还没有时兴鲜花店,没地方买鲜花,她从楼下摘了一大捧盛开的、鲜红欲滴的圣诞花,抱着圣诞花跟着我们一起过轮渡,我先生单位的轿车在轮渡接我们。车子经过了筼筜湖,一群黑白点的奶牛浩浩荡荡从车子旁边经过,我外婆叹息:“太远了!你都住到农村啦!”她哪里知道,几年之后,湖滨北路一带可是厦门最繁华的地方!

 


    以前坐在轮渡的轮船上,总会遇到几个熟人,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熟悉的面孔渐渐少了,最后连闽南话也听不到了。那天,我到鼓浪屿听一场音乐会,上了台阶,音乐厅门口的那棵木棉树和橡树依然坚守在他们的位置上,几十年如一日,它们风雨不息,四季更替。根握得更紧了,叶子相拥在云端。突然想起小时候捡树叶的情景,不由低头看看干净的水泥地,心想:那些树叶被谁扫走了
?(本文作者欧阳鹭英系厦门市侨联委员,鼓浪屿文化社群成员,曾参与鼓浪屿口述笔录工作。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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